编者按
【编者】 近日，交通大学美洲校友会「大学长系列」有幸邀请到中美生物医药界先驱、”张江”药谷开锁人，杰出校友杨宏钧教授。访谈约在美京华府的深秋，杨学长入座谈起求学岁月点滴，如数家珍；谈及中美医药行业的历史，亦是倾囊相授，末了起身才发现，居然聊了长达 4 小时！
杨学长的一生，是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激烈碰撞的缩影：从文革岁月的磨砺，到科学春天的勃发；从美国硅谷的创业风云，到回归浦东张江的家国情怀正如学长所言：”人生没有捷径，只有弯道。” 让我们跟随文字，走进杨宏钧博士波澜壮阔的半生旅程。
为迎接校庆，美洲校友总会特别启动「大学长系列」130周年特刊，将精选呈现 13 位交大人的动人故事，以铭记前辈学长的卓越贡献与高洁风范，期盼后学继往开来、砥砺向前。系列专访将于校友会媒体平台陆续推出，敬请关注。
推荐受访人选或提供相关线索，欢迎来信：ctuaaa.hq@gmail.com。
小贴士：关于杨宏钧学长
杨宏钧博士，出生于上海，上海交通大学硕士毕业，是生物医学与制药创新领域拥有30+年经验的知名领军人物、电化学发光（ECL）技术的原创开发者（现为罗氏 cobas 系列核心技术）。他在 DNA 微阵列、基因表达数据库、HapMap、siRNA 治疗、NGS、精准医疗与伴随诊断等前沿领域均有开创性贡献，并创办 MetriGenix 与 Sirnaomics。
作为跨国药企的全球个性化医疗战略首任执行总监，他参与推动了 TAGRISSO、LYNPARZA、IMFINZI 的成功商业化。杨博士同时是中美生物技术交流的重要桥梁，主导创建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中心，推动默克与葛兰素史克研发中心落地张江，并担任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精准医学专委会首任主任。
2025交大峰会生物医药论坛主题报告嘉宾。
访谈伊始，杨宏钧学长的目光并未过多停留在过去，而是投向了当下。面对美国当前激烈的两党之争与社会撕裂，他展现出一位资深科学家的忧患意识。
“这与我1985年刚来美国时的感受完全不一样。”
他感叹道。这种对时局的敏锐洞察，贯穿了他的一生 – 无论身处何种环境，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判断。
序章：淬火岁月 (1966-1976)
「苦难不能击垮我对生活的热爱，也不能动摇我对国家的信心。」
杨宏钧出生于上海一个殷实的中产家庭，母亲出身浙商名门，父亲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然而，这般优渥的背景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却成了原罪。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在文革期间，社会阶级划分非常严格。”红五类”指的是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烈士子弟。与之相对的”黑八类”（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则是被视为阶级敌人或政治上受到排斥的群体。”黑老九”是当时对知识分子的蔑称，排在黑八类之后。
1968年，姚文元发表文章称”知识分子必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同年12月，毕业于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的杨宏钧，背负着”黑老九”的标签，其命运被抛向了山东潍坊。
1968年12月30日晚，当他抵达潍坊时，迎接他的是漫天大雪和灰蒙蒙的平房。恐惧、迷茫，还有那一身不敢脱下怕沾染跳蚤的衣服，构成了他对那里最初的记忆。
作为”黑老九”，他被分配到化肥厂锅炉房拉煤、铲煤。杨学长做着繁重的劳动，领着42.5元的微薄工资。这对于从小家里用煤气、拿惯了试管的上海书生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但他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放下了拿试管的手，拿起了铁铲铁耙，硬是和朴实的山东大汉们打成了一片。
然而，生死考验接踵而至。1969年夏，因卫生条件恶劣，杨宏钧学长染上严重伤寒，高烧昏迷十几天。在当地最好的医院，一位上海医生用氯霉素将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迷糊中，他听到了熟悉的上海乡音——那是他不远千里、一路靠写字问路寻来的母亲。
“母亲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这段经历成为他生命中不可磨灭的烙印。
病愈后，工人们接纳了这位”可以同吃同住”的知识分子。随着1972年全国开始”抓革命促生产”，他凭借出色的能力进入领导小组，在这个千人大厂里负责生产调度，展现出早期的管理天赋。
十年浩劫，深受伤害，家庭破碎，但不能击垮杨宏钧学长对生活的热爱和憧憬，不能动摇对百废待兴的国家的忠诚和信心。
科学的春天与”贵人”引路 (1976-1985)
「在火车上的偶遇中，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1976 年四人帮倒台，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年结束。1977 年杨宏钧学长母亲去世当天，收音机里传来了邓小平同志再次复出工作的消息。1978年，随着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科学的春天”来了。
同年5月，杨宏钧学长在前往济南汇报工作的火车上，兴奋地与旁人谈论国家形势的一片大好。这番谈话引起了邻座一位长者的注意——他就是山东大学校长、量子化学家邓丛豪。
“你来考我的研究生吧。” 邓校长的一句话，点燃了杨学长心中的火种。杨学者就在生命中遇到的第一位贵人的鼓励下考入了山东大学物理系研究生。这是他生命轨迹的第一个转折。
不久，新的挑战又猛然袭来。得知杨先生因母亲肠癌去世、父亲半身不遂卧病在床，远在上海，无人照顾，邓校长更是给出了改变他一生的建议：”你可再考一次，考回上海去。”
面对当时从俄语转考英语极高的外语门槛，杨宏钧学长展现了惊人的毅力。从3月23日得知消息到6月10日考试，仅仅不足三个月的”极限冲刺”，他自学英语，最终以高等数学和物理化学双满分的成绩，第一名考入上海交通大学。被孙碧媃导师（中科院硅酸盐研究所所长严东生教授的太太）亲自”点兵”，成为教授的得意门生。
80 年暑假，交大党委邓旭初书记选了三名学生的资料去美国访问MIT，杨先生就是被 MIT 选中的两名学生之一。后因国家领导层的人事变化，国家意识到外汇亏空。故决定冻结外汇。出国计划因此而搁置。尽管因时代原因错失了去MIT的机会，但他扎实的学术功底，为日后的腾飞奠定了基石。
在交大的岁月里，杨宏钧学长依旧是学霸中的学霸。他跨系选修物理系的固体物理课程，取得92分的优异成绩（第二名仅75分）。他的毕业论文不仅被第八届国际太阳能大会收录，更由复旦大学吴浩青院士亲自主持答辩，吴教授在答辩后甚至邀请他成为自己的博士生。
杨先生在研究生毕业时，面临着依据当时的分配原则”按老（婆）分配”的选择。原本，由于太太在山东，他应被分配至山东，或选择前往六机部的哈尔滨船舶学院。然而，随着太太后来调任宁波印染织厂担任厂长，杨先生最终被分配到浙江工学院（现浙江工业大学）任教。
在科学的春天里，有贵人引路，学长的职业生涯重新开启了科研之路。
硅谷传奇与商业洗礼 (1985-1998)
「如果Yang不行，我们就申请破产。」
1984 年学长父亲过世。1985年，杨宏钧学长赴美深造，师从电化学之父Allen Bard教授。新的环境和新的挑战给了学长更大的发挥空间。
90年代初，美国经济萧条。当时一家公司（IGEN）获得了电化学发光（ECL）技术的授权，却历经五年研发无果，濒临破产。危难之际，Bard教授推荐了杨宏钧学长。
杨学长没有辜负导师的期望。他运用深厚的数理基础（薛定谔方程、包角变换），解决了困扰业界已久的扩散控制和边界问题。从机械设计到汇编语言编程，他几乎凭一己之力做出了样机。
1991年毕业后，于1992年成功开发出仪器。1992年的AACC年会上，这台样机惊艳四座，最终被Roche（罗氏）的前身，Boehringer Mannheim以5000万美元收购，ECL技术自此成为罗氏诊断的王牌。
1994年2月，学长在国际期刊《Nature Biotechnology》发表第一作者文章介绍电化学发光技术，成为留学生中第一人。
此后，杨学长在硅谷和东海岸开启了创业与职业经理人生涯。从Genometrics到Nanogen，再到Gene Logic。他敏锐地发现了到NanoGene DNA芯片技术路线的缺陷，也洞察了到Gene logic基因表达数据库产品商业模式的瓶颈。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经济跌至谷底。在创办MetroGenix时，杨先生不仅从零开始开发流动芯片技术，而且亲自参与募资，成功引入东海岸的Oxford Bioscience、西海岸的Steve Burrile，以及GE、Siemens两家企业股权投资，成功融资1500万美元。然而却也亲历了美国资本市场的残酷——被董事会架空，眼看着外聘的CEO在一年内烧光资金。这些起伏，让他对美国的商业规则与技术转化有了深刻的理解。
张江药物的”开锁人” (2002-2015)
「我不为政治正确牺牲自我，我只想做实事。」
2002年，正值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初期，充满潜力。杨宏钧先生当时获得了多个重要机会：一是入选科技部首次海外公开招聘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人选（全球仅招募12人）；二是北京某著名大学邀请他担任常务副校长；三是陈竺邀请他到上海建立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面对这些选择，杨宏钧学长最终决定放弃北京的高位邀请，转而选择上海的发展机会。杨先生对形势有清晰的判断，坚守本心，做自己热爱并擅长的事情，而不是高位和名声，因此，”没有迷失自我”。
他希望能在一片热土上，实实在在地建立起中国的生物芯片版图。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非典（SARS）肆虐，刚到张江的他临危受命，担任张江抗SARS领导小组组长。
在张江的14年间，他被誉为”开锁人”。他利用在国际业界的影响力，成为了中国与世界药企连接的桥梁。当默克公司来华寻求合作时，杨学长团队的测试结果与默克内部结果80%吻合，一举打破了国际巨头对中国实验室数据的偏见。他为GSK建立了中国中心实验室，制定SOP，不仅通过了严苛审核，更为张江园区引入了国际标准的临床研究规范。
杨学长在建设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过程中，不仅重视引进国外最先进的生物技术，管理的理念和制度，开发国际合作的渠道和商业模式；而且他非常重视培养和提高年轻一代科技人员的技术水平和思想素质, 建立SOP系统，尊重、敬畏，严格执行质量管理体系的操作规范。经常亲自给内部工作人员上课、培训，组织他们讨论、学习。把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中心打造成张江高科技园区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一张上海乃至中国对外开放的名片。
除此之外，他还不计回报地帮助国内学者融资、指导学生研发新一代测序仪，即便没有经费支持，依然倾囊相授。2006年，是他在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中心工作的最后一年。年初，他接待了早稻田大学的代表（他本人曾在 2006 年获得该校 offer 但考虑到当时执政的日本政府的严重反华倾向，学长拒绝了Offer）。此外，2009年，他还与陆阳博士共同路演融资，在苏州建立了 Sirnaomics 公司，该公司致力于将特定设计的 siRNA 作为治疗产品。
怀揣家国情怀，杨宏钧学长重返故地，见证、参与改革开放，把家乡打造成对外开放的窗口。
跨国药企的光鲜和阴暗 (2015-2018)
「救命药太重要了，为了患者，必须打破僵局。」
2015年，杨宏钧学长加入一家著名的跨国药企，负责全球精准医疗。当时，该公司的第三代肺癌靶向药在欧洲已获批，但在中国却因繁杂的审批流程（SFDA与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HGR的双重关卡）迟迟无法开展临床试验。
「对于产生耐药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而言，这是唯一的救命稻草。」 看着高效安全的临床数据，杨学长心急如焚。在请示上级后，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直接将数据PPT发送给国家领导人陈竺。
奇迹发生了。两周后，临床研究许可下达。随后HGR许可也顺利获批，大大加速了这款救命药在中国的上市进程。在该公司工作期间，中国团队由杨学长审核后，提交的56个申报获批了55个，杨宏钧学长的名字成为了高效与专业的代名词。杨学长也因此而获得2016年度该公司和其中国总部的两项大奖。
然而，2017 年春，杨学长在公司工作期间，注意到一项临床试验在执行中可能存在未按流程操作的情况。他在了解情况后，及时向管理层做了汇报，并坚持按照政策法规和合规原则处理相关事宜。然而，由于内部意见不一，他也因此承受了不小的压力。面对复杂局面，杨学长依然坚持科学家的职业操守，强调必须尊重中国相关法规，并保持透明、合规的态度。他表示，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立场与原则都不能动摇。这段经历也让他更加认识到在全球化企业环境中，维护专业伦理与合规文化的重要性，重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风骨。
寄语交大人·繁花落尽见真淳
「人生没有捷径，只有弯道！」
回首往事，从文革的动荡到互联网泡沫，从克林顿连任到如今的国际局势，杨宏钧学长深感个人命运与国家乃至国际政治历史的紧密交织。
学长严肃地问道：”交大人的特点是什么？”他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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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情怀： 从交大近130年的历史看，无论时势变迁，政治动荡，交大人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和责任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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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实而创新： 交大人永远是脚踏实地的理工男女，不仅会动脑，而且会动手。无论任务多艰巨，条件多困难，报酬多微薄，交大人永不言败，永不放弃，都能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钱学森永远是我们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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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思源，不要忘本： 拿我们年代的交大学生来说，大部分出身于工农兵家庭，或者说家境都不富裕。所以，交大人普遍地都很朴实。现在，大家都富裕了，尤其是出了国，拿了高学位、高工资后，生活条件改善了，这没有错。但是不能忘本啊！
这个忘本，有两层意思：一方面忘了自己的初心，忘了自己从哪里来的，应该到哪里去。拼命地追求名利。这就是腐败的开始。另一方面，忘了培养自己教育自己的师长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看看那些落马的贪官污吏腐败分子，几乎个个根正苗红。他们的腐败就是从忘本开始。所以，这些都不是交大人的风格和特点。要坚持初心，要坚持实事求是，坚决摒弃”政治正确”。
但他始终保持着一种”繁花从落中，手指不沾泥”的通透。
对于年轻的校友，杨学长寄语道：“不要把自己的利益作为唯一出发点，人生要有目标，要解放思想，要有国家和民族的大格局，要有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风骨。既要挑战自己，又要有信心战胜自己。紧跟时代的前列，坚持下去，终会有好的结果。”
这是一位老交大人，用半生岁月写就的答卷：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份正直、坦荡与家国情怀，永远是科技精英最亮丽的底色。但他又思想解放，开朗豁达，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绝不比年轻人慢。80岁的老科学家还坚持上实验室做实验，自学Python，编写开发AI软件。
最近，他还做了两件大事：在DMV地区组织了跨地区、跨组织的”智汇未来：AI应用和赋能系列讲座”。从2025年5月开讲，一口气连续六次讲座，得到更泛的支持和热评。确确实实为鼓励华人科学家抢占AI的制高点做出了瞩目的贡献。
他和他的伙伴创建了以AI为引擎的新药开发公司，MolAIcule。而他们正积极推动临床研究的治疗早期Alzheimer Disease的新药，很可能是FIC （First in Class）产品。让我们祝福学长和他的团队在不久的将来喜获成功！
活到老，学到老，永葆正直，坦荡，胸怀格局的科技精英之青春。
特别鸣谢：
文案：唐碧颖 ｜ 图片：杨宏钧 ｜ 编辑：郑佳宜
审稿：杨宏钧
策划：陈峰浩
总编辑：陈峰浩
发布：交通大学美洲校友总会 ｜ 大学长系列
●关于交通大学美洲校友总会●
交通大学美洲校友总会（CTUAAA）由五所交通大学的校友联合组成，包括上海交通大学（SJTU），西安交通大学（XJTU），西南交通大学（SWJTU），北京交通大学（BJTU）和阳明交通大学（NYCU）。在北美地区共设十一分会，包括芝加哥、华盛顿特区、新英格兰、加利福尼亚南部、加利福尼亚北部、休斯顿、纽约、西雅图、多伦多、温哥华及辛辛那提OKI（俄亥俄、肯塔基、印第安纳三州）分会。
校友总会最初成立于1943年，由三位交通大学校友钱学森（1934届），熊大纪（1934届）和胡声球（1939届）在洛杉矶建立。1956年，CTUAAA在纽约市由包括赵曾珏（1924届），陈广沅（1922届），陈良辅（1923届）和欧阳藻（1927届）在内的许多校友重建。此后，美洲校友总会会员人数显著增长，到1965年时已增至400名。如今，成千上万的交通大学校友居住在美国和加拿大，各校友分会已成为交大人每到一地便寻找的温暖的家。
作为北美历史最悠久也是最大的华人校友总会组织之一，CTUAAA致力于建设一个充满活力并持续成长发展的总会机构以回馈校友和母校。自1965年由1924届校友赵曾珏学长成功发起第一次校友联谊大会以来，每隔五年由CTUAAA举办的校友盛会日渐为全球交大校友所熟悉，并由此为交大人在北美建立了稳固而令人骄傲的交流平台。